“北京电影节要想跟东京釜山等等竞争，要重视它发掘的世界各国年轻导演，并介绍他们给全世界，甚至可以设立基金，让电影人远赴中国；它要让电影人们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现在的北京电影节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让导演们聚会social的场所。还有，我1991到都灵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这让我了解了当地，喜欢了当地。通过这些，别国导演可以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以后中国电影也能通过‘潜力股’被传播出去。”

“嗯嗯……”对方拿出手机来记。

“还有啊，”谢兰生又道，“电影节是教育当地电影观众的好机会。大家不是堪堪只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们还有电影可以看啊。在法国，一个很小的电影节也会组织初高中生们参加影展上的活动，还从中牵线搭桥，让学生采访导演，让大家热爱电影，甚至将来从事电影。”

“嗯嗯嗯……”

“还有，既然叫‘国际电影节’就要有国际化视野。我们要有明确定位，是以柏林为方向，还是以戛纳为方向，还是以威尼斯为方向，抑或是以多伦多为方向？主推什么电影片子？不能只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业片、艺术片一股脑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电影节其实可以区分开来。”“另外，电影节以电影为止，对参展的导演、明星，我们记者经常只问‘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等等，有些尴尬，我还见过志愿者们离开岗位求人签名，很不专业。”

“嗯嗯……”

谢兰生说：“总之，在电影节的明确定位、中外电影彼此交流、对民众的教育、培养，对导演的介绍推广等等本质的东西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有极大的改进空间，不解决这些东西永远无法产生影响力。”

负责人听过以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谢导，我见过了很多导演，您说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帮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没事。”负责人刚想起来了一个圈内坊间传闻：人人都爱谢导，见过他的都被他收服了。虽然他在观众当中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说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说他的片子烂，有人说他正能量也有人说他负能量。

之后，谢兰生又向对方请教了些问题。

其实兰生也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号。目前，只有西宁那个影展如火如荼越办越好，但谢兰生想办一个电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办，抗议的人还被关押，这次，他在几个偏远省份走了一走、问了一问，其中几个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确表示参展影片必须过审，还说省里可以配合，在电影节举办之前把电影片迅速审审，让电影节如期进行，谢兰生挺无奈的。

他还是觉得审查尺度太紧了。

…………

告别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谢兰生跟电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见了见。

对着川局，他再一次表达出了他对审查的建议：希望审查委员会能削减管理者的人数，增加从业者的人数，这里从业者既包括导演、制片、影评人、策展人、记者，也包括文化社会学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甚至可以参考欧美，还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带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说，削减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业自治的成分，同时促进审查人员的年轻化、“无罪化”，别总是秋后算账，“谁给过了就等于谁犯错了，就等于谁觉悟不够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从业者从专业角度阐释电影说服其他人，争取更多行业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