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励新人，谢兰生去比较合适。它只接受电影导演的前三部长片作品，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有众多知名电影人都曾经在这里起步。如果兰生错过都灵，他能参加的对新人比较友好的电影节就只剩下荷兰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都比较勉强。对于他们给的原因谢兰生也觉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请延交了。

因为只有一份拷贝，谢兰生又神经质般日夜不安辗转反侧，生怕再次出现问题他又必须重新冲印。他焦虑着，直到11月8号，他接到了来自都灵电影节官方的电话。

“谢导，”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都灵国际电影节的主席matteodesciglio。”

“您好，我是谢兰生。”谢兰生动都不敢动，专心地听。他想象过这通电话可仍然是浑身僵硬。

“good，good。”对方继续说，“谢导，我们希望邀请您的电影《生根》到都灵来参加主竞赛单元，您愿意吗？”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谢兰生连说三个“愿意”。他虽然在没有人时偷偷想过这个可能，但当入围变成现实他却感到难以置信。

他本以为他要参加七八九个电影节才能够拥有一个面对购买者的机会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