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法的推行也并非如此顺利，各地的乱子依旧还是有的，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士绅煽动乡民滋事，也是屡禁不止。

好在此时的郝风楼拥有的是绝对的武力，这一点上，倒是和当时的明治维新颇有相似之处，明治维新时，为了利用农业反哺工业，同时为了打击地主，因而征收重税，以至于许多人即便到了丰年，家里有数十亩地，亦是食不果腹，于是当时的明治政府，数年时间招致了数百场的叛乱。而当时倭人的办法便是征取重税，建立工业，工业生产军备，扩大军队规模，军队以绝对武力弹压民变，将一切隐患都消弭于无形之中。

而在这方面，郝家的局面显然比倭人的局面要好得多，谅山的工商资本已经成形，大量的财富已经积累，所以并不需要农业对工商进行反哺，因而民怨主要还停留在士绅阶层，反而寻常的农户因为地价大跌，而从中受益。

原本在不久之前，寻常的农户并不属于‘人’的范畴之内，这个人，至少是官方意义的人，打个比方，地方官卸任，士绅们送万民伞，这个万民是不包括寻常农户的，这个民只局限于读书人和士绅，又如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如爱民如子，他所爱的这个民，也断不会是寻常的民，而是士绅。

其实道理说一千道一万道，无非就是士绅和读书人把握着舆论，掌握着无数的资源，进而通过各种方式。对于官府，对于舆论进行影响罢了。至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懵然无知，不过是刁民草民罢了。没有人会关注他们，也没有人有兴致去管他们的需求，更悲哀的是，这些人压根也没有什么诉求，因为他们都是‘愚民’，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方圆数十里的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们的眼界能有多少，那也只有天知道。

而郝风楼做的。就是以民制民，用从前的‘愚民’，开启他们的民智，让他们至少能读书写字，能看懂报纸，多少对外界有了认知，能明白自己的诉求，进而让他们开始懂得什么叫商贸，什么叫工商。让他们晓得世界之辽阔，渐渐的，在这种把自己当作主人翁的错觉中，慢慢的让他们不再仰视着士绅看这个世界。而他们知道，原来你们这些士绅也没什么了不起，唯有如此。这些人才能成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而对于士绅的不满和反抗，则是坚决的打击。七月十三日，东坪‘民变’。谅山军神机卫第三营第一大队弹压，杀十六人。七月十九日，泸州民变，云南新军弹压，诛七十九人，为首者弃尸，家属统统发配崇明为奴。八月十二日，更为浩大的民变于嘉定州发生，有士绅煽动百姓占领县城，沐晟亲自带着大军赶到，围城三日，第四日攻破，贼酋以降，诛杀贼人九百三十二人。

这种几乎是铁腕的手段教人寒心，郝风楼甚至得意洋洋的在报纸中宣称，凡有违抗者，务必要将其屠尽，即使枉杀亦不足惜；心怀怨恨者，亦要诛心，除恶务尽，绝不放纵。反抗一人，祸及一族，若敢造谣滋事，妄议圣法，亦要斩草除根。

于是一下子，整个成都府乃至于整个四川都老实了，有些人显然就是欠收拾，这些士绅之所以敢闹事，以往便是仗着官府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因而在明朝优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上窜下跳，个个对朝廷痛骂不绝，每日以侮辱官员为乐，结果到了满清入关，这些孙子们晓得新来的主子不好招惹了，于是一个个就成了奴才，每日称颂天子圣明。所以但凡是对他们好的人，在这帮家伙手里往往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存在，每天变着花样的骂，还自诩自己清直，结果碰到个恶的，隔三差五的把他们拉出来杀上一批，使他们想做奴才而不可得，这恶人反而就成了圣君，成了文成武德，直追尧舜的千古一帝。

世上最肮脏龌龊者莫过于此。

果不其然，到了来年，几番打击之后，这些人终于消停了，各种对郝风楼的歌颂声也终于出现，他们被郝风楼折腾一番后，终于晓得了厉害，土地发卖了，手里有了银子，却又听说手里的银子在通货膨胀之下越发不值钱，于是个个吓了一跳，有的去买债券，有的也学人做买卖，于是一个个摇身一变，俨然成了陈学的卫道士，此事自然不必细表，而郝风楼这‘贤王’到了来年开春便开始抓紧农耕之事了。

四川乃是农业大省，虽然郝家每年从西洋进口大量的粮食，可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依然必须保证，况且自圣法推行之后，许多人发出来粮产必定下降的质疑，乃至于谅山一些陈学大儒也在质疑之列，这其实很好理解，粮食乃是人在世上的根本，工商再怎样发展，若是粮产不足，让人饿了肚子，产生了灾荒，那便是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又有什么用？

因而郝风楼对此事极为上心，他早在数月之前就已在成都府投产了几个铁坊，并不造兵器，专门造农具，除了铲子锄头之外，还有铁犁耙等等，另一方面，在过冬的时候，郝风楼便叫了所有保长甲长在府城开会，数千个保长甲长们随后按照郝风楼的意图，组织了人力，开挖沟渠，进行灌溉，这些举动，因而一到开春，郝风楼便下令各处甲长保长组织生产，同时将农具都以降价的方式推广到乡村中去，这些举措，收效如何，却是不清楚，唯一令郝风楼欣慰的是，政令通达之后，许多事要做起来，轻松惬意了许多，只是这农学，与商学和工学相比，却是停滞不前，郝家如今统治的，再不只是谅山这种滨海的‘不毛之地’，因而不得不对农业开始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