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兵们终究是投降了，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在我劝他们投降的时候，他们面面相觑，而后问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他们如果投降了，被倭寇知道了，倭寇会依据他们的花名册去找他们家人的麻烦，这样的话，他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也觉得很为难，是啊，倭寇最大的依仗不就是他们掌握了这些台湾兵的死穴吗？只要控制住他们的家人，台湾兵就不敢造次，也不敢反抗，他们会比一般的日本兵更加努力作战，让日本兵的伤亡减少，对于倭寇当局而言，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我让这些台湾兵投降了，他们的家人怎么办？他们的亲友怎么办？那些人，可是全部掌握在倭寇的手里的，倭寇吃了这么大的亏，又会如何的报复我们？又会如何的对付台湾？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放了他们？

那更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放了他们，他们必然又会被倭寇驱使，继续作战，继续活跃在战场上，他们强悍的战斗力会给我军带来巨大的威胁，所以我更加不可以这样做；既然如此，我该如何做？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都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才考虑到这个问题，这的确是我的失策，我该怎么办？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为了倭寇战斗，他们面面相觑，而后摇了摇头，我知道，他们也不愿意继续为了倭寇而战斗，那么，我就绝对不可以放弃他们，让他们继续回到倭寇的阵营里面，那么他们必然是有死无生，而且要是他们留在我们的阵营里面，那么对于我们日后打败倭寇收复台湾而言，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好处的，有了这些台湾人的帮助，我们的政府可以迅速的在台湾站稳脚跟，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可以很快的回到祖国的怀抱。

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不会受到损失；但是站在台湾兵们的角度上来说，对他们无害，对他们的亲人却是有害的，他们的亲人毕竟都在倭寇的手上，这样两难的选择，实在是让我们双方都感到非常的为难。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这里死去的士兵的尸体全部火化，埋在一起，将我军战死士兵的军装脱下来，穿在台湾兵们的身上，而把他们的倭寇军服脱下来，一把火烧掉，而后挖一个大坑将他们的骨灰全部掩埋，上面竖了一个牌位：倭寇波田支队之墓。

而后我发电给校长，告知校长，倭寇波田支队已被四十三军全歼，一个不留，支队长波田重一少将被我亲手击毙。我们获得了第一场马当大捷，是武汉之役的第一场胜利。

这个消息告诉校长，就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布，波田支队，也就是倭寇的台湾旅团，是被全部杀光了，而不是头像的，他们战斗到最后，没有一人投降，被我们全部杀死，而后火化尸体，掩埋下去，竖起了牌位，这种事情我们不是第一次干，所以倭寇不会起疑，只是可惜，那些英勇战死的四十三军勇士们的骨灰，我们带不走了，否则，极有可能被倭寇察觉出来不对劲，按照倭寇的习俗，他们是会把战死的士兵火化之后带回本土的什么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

这之后，这六千余台湾兵就是穿着我们的军服，随着我们离开了战场，再回到要塞里以后，我安排警卫营第一连将他们带回武汉，交给校长安排，并且发密电告知校长实情，请校长将他们安排到预备役训练的岗位上，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说明了他们对于我们日后收复台湾和在台湾站稳脚跟的重要性，相信校长也会明白我的担忧，我们虽然不能因此震慑倭寇是他们不敢使用伪军，但是我么所做的这一切，也是在无意中保护了那些被逼无奈的人。

在那之后，我继续在马当要塞主持工作，我在香山安排了四十三军的一部分军队进行防御，原先的江防总队进攻倭寇香山守军的时候将这里的少许守军全部歼灭了，但是自身的损失也不小，第二总队几千人损失了大半，波田支队的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悍，所以我将江防总队撤了下来，换上了四十三军进行防御，同时，对十六军的士兵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他们那羸弱的战斗力实在是不入我的眼，既然我现在是暂时的代理军长，那么我就要负责他们的训练事宜。

校长答应我的那批军官还没有抵达，估计再有一天就可以抵达了，那批新近毕业的军官一旦抵达了，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整肃十六军的军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校生还是非常有纪律的，我很相信他们可以把十六军带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校长也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我下达了嘉奖令，同时也发密电，表示明白了我的意思，一定会谨慎使用那批台湾兵，不会让旁人知道这件事情。那批台湾兵是打着四十三军伤病员的旗号回武汉休整的，我不知道武汉有没有倭寇的间谍，所以一直都让他们使用四十三军伤病员的旗号，不要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到了武汉，会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这件事情的，绝对不会让倭寇察觉到这些台湾兵并没有死，当然，他们的亲人可能要伤心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总比他们的亲人被倭寇惩罚或者杀戮要好得多，他们既然全部战死了，倭寇想来不会难为他们的家人，虽然他们的家人可能会难过，但是当他们重新回到台湾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的。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刚刚吃完早饭，就接到了戴雨农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