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冷笑了一声，说道：“姚总不用这样吧？如果你今天凭借我的权利得到了宾馆，你是不是就不说权力这东西好黑了？”

姚剑笑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人要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能不能找到熟人、朋友、亲戚来帮他们解决这件事情，实在没招了，才会硬着头皮自己去办。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政府机关都是有着办事的法定程序的，可是人们并不信任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更信任桌面下面的勾兑。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机关自身也不够检点，他们对正常来办事的人故意设置种种障碍，也在变相的激励桌下的勾兑。

所以腐败这东西在中国大行其道，是因为这里有着它生存的肥沃土壤。国人并没有那种公民的自觉意识，在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利益还有着某些不正当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想法就是找人勾兑，送礼、拉关系，从而把不正当变成了正当。

因此国人虽然都在叫喊反腐败，实际上却是都在容忍腐败，甚至期待从腐败中分得一杯羹，也相应的变相和谐的让腐败生存了下去。

姚剑当然知道自己就是腐败中的一个环节，他为了做好企业做了多少勾兑的。

事情恐怕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一次的不满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是腐败的得益者，而是受害者。

姚剑笑着说：“杨市长说的很对，我实在不应该端起碗了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我回去了。”

姚剑走了之后，杨逸陷入了沉思。

杨逸打开了抽屉，拿出了姚剑带来的这份报表，是什么给了慕容南和马亮这样的人这么大的胆量，竟然敢一次就侵夺国有资产两百多万？杨逸把报表锁了起来，想等以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情。

事先并没有任何征兆的，《中国改革和发展》发表了一篇江南省省委党校教授的调研文章，题目是《是改制，还是私有化？》。文章以党校两名教授在j市重机厂的调研为基础，经过一番理论认证，得出了j市市政府将j市重机厂无偿转让给韩鑫实业的行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活动，是抛弃了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行为，其造成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

《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国家体改委的官方杂志，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官方背景的杂志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等于是在江南省官场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顿时让江南省官场有了风雨欲来的感觉。

紧接着《江南党校月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j市市政府在处理一些停产企业事宜行为不当的文章，矛头直指市长杨逸，更有人把杨逸向纷织工业局打招呼逼纷织工业局把姚剑加入到纷织工业局宾馆拍卖行列中的事情揭露了出来，认为杨逸过于向民营资本让步，甚至不惜出卖国有利益的地步。

这些文章虽然是一种理论探讨的口气，却摆明了一副声讨杨逸的架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授意的。鉴于江南省党校月刊强烈的官方背景，江南官场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系列文章肯定是官方授意，杨逸这是犯了路线错误，倒台已经是早晚的事情。

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杨逸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次针对自己的舆论攻势，尤其是国家体改委这么高层次杂志上发表反对自己行为的文章，是不是表示国家政策要转向了？

杨逸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过错，改革就是要改变一些陈旧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自己对重机厂的改革，是一种盘活国有资产的行为，而不是刻意让国有资产流失。而自己帮姚剑打招呼让他参与纷织宾馆的出售，是出于公心，而且纷织宾馆的拍卖程序完全合法，自己只是让姚剑参入，并没有逼迫纷织工业局非要把宾馆卖给姚剑，事实上姚剑也没有买到宾馆。

虽然杨逸满腹的委屈，一肚子的道理，可是他并不掌握舆论工具，他无从声辩，他也被这次舆论攻势弄晕了，一时难以确定国家改革的方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手中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的行动。

也许很多人会奇怪，像杨逸这样层次的人怎么会对政策还不能掌握？有些决策的过程封闭而神秘，很多决策过程所必须的信息都被打上了绝密的字样，只有一些很高级别的人才能看到，从而导致一些决策只有很高级别的人才能做出，而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并不了解。

也有一些上头级部委掌握了很多不为基层所了解的数据和信息，这本来是应该广为人知的，可是他们为了部门的利益，就是不公布，反而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自行制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