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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50分，还剩十分钟，典狱长单独到来，亲自准备死刑。我哪来这种“特殊待遇”，挺讽刺。其实他只是来和我进行了10分钟谈话。我死就是他一抬□□击的事。

我虽然也有武器，可以反抗，但有了一次偷袭失败，不敢确定枪速是不是比他快，虽然他没拿枪在手上。

“你是最后一个执行者。”他掏出钥匙，打开牢门。

“反正就这样吧，我自认为不负使命，大局不可逆转。”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想多说什么。”我都做好被他像初中老师一样“思想教育”的准备了。叹气是因为我恨他，却意识到恨也没什么用了。

“那你听我说吧。”他就靠在栅栏上，“法律面前无所谓道德，这是立法的根本。我怎么可能不察觉有宦官聪明得很，在法律的普照之下，他们也借影子的遮挡干坏事。

“社会有光就有暗，有正义就有邪恶。你们执行者实在是善良过头，自以为能让社会幸福美满，甚至愿意为此超越法律。但我们只能说，‘追求相对公平’。社会如果真那样，就不是社会了。

“人们的本性也不是善，而是恶。除非是机器来统治这个社会，否则你们的任务不可能有结束的一天——”

“还想劝我加入警察，不可能。”我马上听出了他的目的，觉得这段话莫名的熟悉，就要把耳朵捂住，低下头去，逃避他说的话。我死也要坚守执行者的道德操守。

但我的坚持，被他一句话打破了。

“你有没有想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是怎样的——有一个人这样问过我。”

他话音刚落，我就震惊地抬起头。

上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特别要好。我们学的都是法律体系，后来同样的初心，却分道扬镳。

其实开始分开学不同专业时，我们还是一样好，他学法治，而以我仁慈的性格，他总笑着拍拍我的肩：“你更适合学德治。”所以我学德治，他的引荐也是一个因素。这两个专业每一次辩论赛，我们常常因出色的才华，各自被选为代表。和他一起议论我很激动，他既是辩论对手，又更是我的朋友。

一天他找我来通知说，他要离开学校了。我问为什么，他就说是出国留学。后来我去机场送走他，也就和他没了音信。

至于那段“思想教育”，是他在辩论会上据理力争过的。

至于那句话，是我与那位同学谈论过的。

至于和他的告别，也就是我认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傍晚，校园路边一棵刚刚开放没多久的，紫荆花树下。